洪荒之力揭开"大禹治水"新证据,听听我方怎么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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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大禹治水作为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,一直处于传说和史实之间的模糊地带,且中国第一个国家为夏朝也一直存在争议,有关它的最早记载也是出现在约百年之后的周朝。

      大禹治水作为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,一直处于传说和史实之间的模糊地带,且中国第一个国家为夏朝也一直存在争议,有关它的最早记载也是出现在约百年之后的周朝。
      近日,发表在学术期刊《科学》上的一篇题为《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》则第一次为大禹治水的故事提供了科学证据。
       学术界、历史界、考古界又迎来一场关于大禹治水的争论。对此,绍兴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很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  《科学》杂志上的论文观点之所以引发热烈争议,主要触及两个敏感点:一是以公元前1920年黄河流域的大洪水来论证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性;二是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的遗存。根据论文所述的“科学证据”,在公元前1922±28年黄河流域发生超级大洪水,这与大禹治水传说恰好对应。而如果结论是真实的,则意味着夏朝的起点是公元前1900年左右,把夏朝起点推后了两百年。   “这只能说明那个年代发生了特大洪水,不能说明大禹治水发生在哪时。”对于这些质疑,绍兴水文化专家徐智麟说,洪水之说只能说明是大禹治水传说的根源。但有没有这次洪水,不影响中华文明史或者说大禹文化史。“无论是良渚文化还是河姆渡文化,早前就有很多学术考据论文加以论证了,当时的海退海进之事对于沿海人们来说都是洪荒之灾。”徐智麟认为,从考古的角度看,此次“科学证据”总体反映的是当时自然界确实发生过有关的大灾害,不能间接地推理大禹治水的时间。大禹治水的事也不需要建立在这个考古发现上。
      徐智麟还认为,大禹治水对我们而言是一种精神和方法的文化传承。“大灾害跟前,人类必然要抵抗,并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,而大禹就是带领当时的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社会领袖,是治水英雄的形象浓缩。”他说,对大禹的敬畏是我们继承先人的精神,无关乎考古,不需要考古的实物化。  绍兴市鉴湖研究会会长邱志荣也十分关注这一报道。“这些新证据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法,尤其是关于堰塞湖部分的,很难下定论。”邱志荣说,关于黄河流域超级大洪水的发现没有具体证据。即使有证据,也证明不了大禹治水的历史,也不能推论夏朝的历史。  
     “如果结论是真的,现在的考古更加印证了大禹治水的一些事实,尽管时间和年代存在差异,也不影响大禹文化。此外,我们也没有必要纠结于大禹的年龄、时间,这是一种神话、历史杂糅的人物形态。”昨天,绍兴大禹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杨福全说,从近几年对大禹文化的关注看,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,时代都是从“洪荒”开始的,洪水也就此造就了治水文化。所以可以想象,无论是公元前1900年,还是公元前21世纪,“百年一遇”的洪水在每个朝代都会有,在历史传说和神话中浓缩为“大禹时代”。“毫无疑问,那个时代,即以禹为代表人物的人们举‘洪荒之力’与自然做斗争,比原始部落、联盟自己的战争更为重要,直接影响生存。”杨福全说,结论真实与否没有必要过多争论,也无需把神话历史交融的人物年龄确切化。他认为,绍兴着力的应是大禹精神的弘扬。对绍兴乃至全国而言,不如把相关的史料和科学成果做一些梳理。
      大禹治水,数千年来,传颂不绝;大禹精神,随着历史的演进,已远远越出了治水,千百年来,大禹精神已积淀为绍兴这方土地的人文精神,“弘扬大禹精神,传承大禹文化”共同秉持这强大的精神动力,在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征途上,策马扬鞭,砥砺前行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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